古代徽州婺源的这片土地，论地形地貌、自然气候、山川河流等，在南方并无十分特别。然而，北方三次战乱的三次人口南迁，给这里一度不纳王租的土著“三越”地界带来了农耕文明，儒家文化、书院文化、建筑文化等等先进文化。久而久之，这里形成了天人合一的和谐景象。
尤其是到了宋代，出了一位伟大思想家、哲学家、理学家、教育家朱子后，婺源从此在历史长河中脱颖而出，让婺源赢得了“书乡”“礼仪之乡”的美誉。
《毛泽东与张治中的谈话》中曾说：朱夫子不仅是哲学家，也是伟大的教育学家和教育家（1958年第13期《新闻周刊》）。朱子思想影响了中国近800年，其思想特别是其理学思想，对婺源的影响是巨大的！
朱子思想对婺源主要有哪些影响？今天就来聊聊这个话题。大家知道，朱子出生在福建尤溪县，他一生中回过故乡婺源两次。朱子的两次故乡行，以及朱子的诸多著作，深刻影响着故乡婺源的宗族、教育、徽商、建筑、家教等领域。
目录
对宗族制度的影响
宗族制度是封建专制的基础。在中国漫长的皇帝世袭的封建制度下，宗族制度构成中国特有的家、国密不可分的关系，并形成了从上到下重血统、敬祖先，倡行“三纲五常”的社会意识。朱熹是董仲舒“三纲五常”思想的维护者，讲究“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正是以宗族制度“血缘关系、长幼尊卑”的家庭关系规范了社会秩序，才使徽州邻里氏族和睦有序、社会关系良性循环、文化教育健康发展、村落建设规范有致。
祠堂的宗族制度，既让族人得到有效管理，又使封建制度得以巩固。这与朱熹的“难以力取而易于理性”的观点一脉相承，颇有老子“无为而治”的思想基础。目前所见文献记载最早出现的祠堂，是婺源浯村建于元代的“知本堂”。历史上，婺源是立祠最多的县域，繁盛时全县立祠2000多座，数量居古徽州六县之首。比如千烟之村游山就多达23座之多，游山除董氏宗祠嘉会堂外，还有著存堂、荫槐堂、继思堂、树德堂、叙伦堂、听彝堂、庆远堂、种德堂、勤治堂、叙庆堂、敦彝堂、崇德堂、怀德堂、光烈堂、永思堂、保和堂、光裕堂、崇义堂、贞训堂、贞和堂、双节堂、志礼公祠等。据15年前笔者亲自调查，目前完全或部分保存至今的婺源古祠堂还有68座，其中明代（1368－1644年）建筑6座，清代（1644－1911年）建筑62座。进入国家重点文保单位的就有汪口俞氏宗祠、黄村经义堂、篁村余庆堂、豸峰村成义堂、阳春村方氏宗祠、洪村光裕堂、西冲村敦伦堂、新源义庆堂等8座。而近20年里，婺源又重建或新建了程氏、戴氏、萧江、詹氏、汪氏等5座宗祠。
在朱子的文存中，流露出许多宗族的情怀，因而朱子十分重视修谱。他亲自编纂的《新安朱氏族谱》中说：“三世不修谱，当以不孝论”。围绕着宗谱的编修，形成了一整套婺源特有的“谱牒文化”。“然家之无谱，不犹国之无史乎？国无史，无以纪历代，无以征文献；家无谱，无以明世系，无以溯渊源。谱之时义大矣哉！”婺源将修谱视为敬祖收宗、振兴礼义之大事，世世修谱、代代相传。且不说国内图书馆、博物馆以及民间收藏了大量婺源古代宗谱，就是“改开”后，婺源重修姓氏宗谱的数量也很多。婺源人认为，一家或一族，如果没有族（家）谱，那将是不可想象的。据笔者亲任主编或接触过的就有程、董、汪、王、毕，詹、黄、吴、俞、方等十多个姓氏都在重修宗（家）谱。
婺源以詹天佑为代表的詹氏家训家风故事，曾入选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中国传统中的家规”栏目，在网站的头条位置推广宣传，诸如此类的家训家规，很多都源自宗祠、记于宗谱，教导族人做人立德，诚信经商要义利分明，为官则要忠诚务实，廉洁奉公。
对教育的影响
朱子故里婺源有“书乡”美誉。自南宋末至元、明、清，婺源出了数以千计的专家、学者和官吏，这得归功于婺源大办教育。而大办教育又得力于朱子兴学育人思想的影响，最显著的标志是书院林立。因为，朱子大办书院全国皆知，比如他64岁任湖南安抚这个“一省之长”时，就抓住教育不放，改建了岳麓书院。又如朱熹和学界名流陆九渊等在白鹿洞书院、鹅湖书院讲学或辩论等等重大事件，都对婺源教育界、广大百姓与学子产生了巨大影响。《婺源县志》介绍了境内300多座书院、书屋、私塾、义塾、山房、精舍、斋轩等教育场所，无一例外都设有朱熹像。由此可见，朱夫子的教育思想对本地的影响是巨大的，常常在乡村中见到“几百年人家无非积善，第一等好事只是读书”等教化对联。所以，“生朱子乡、读朱子书、服朱子教、行朱子礼、践朱子履”这5句教诲，在婺源是真真切切地存在。
婺源有据可查最早以书院之名办学的，当属元至元二十四年（公元1287年），婺源知州汪元圭在县城创办的“晦菴书院”。史上，婺源的晦菴书院（紫阳书院）、心远书院、明经书院、福山书院、湖山书院、阆山书院、万山书院、崇报书院、蒋公书院、虹东书院、霞源书院、开文书院、教忠书院、石丘书院、桂岩书院、龙川书院、湖山书院等等，无一不是学子们深造的学府。朱子还为婺源县学（书院）捐过书、写过“记”。紫阳书院于民国二十年（1931）停办，本世纪又在熹园重建，至今已越元、明、清、民国、共和国五个朝代，长达733年，为全国书院历史最长者之一。
婺源更多的是规模小、财力薄的私塾、义学。别小看了这些私塾、义学，它们践行的也是朱子的教育思想，而且实实在在地解决了山乡僻壤和贫困子弟读书难，有效地避免了人才的埋没。所以才有后来徽州知府考察婺源后，发出“婺源茅屋书声朗，放下扁担考一场”的由衷感叹；才有婺源乡贤1908年编印的《婺源乡土志》第七十二课“虽十家村落，亦有讽诵之声”的自豪；才有“一门九进士，六部四尚书”、“同胞三进士，兄弟两翰林”的鼎盛；才有172部著作入选《四库全书》，7位名人入选《辞海》；才有当代两位从婺源中学考出去，先后当选党的“十九大”代表、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以及一名中国工程院院士……
婺源，特别是教育界对朱子的崇拜是持之以恒的。1925年春，江峰青等人热心创的学校，址设县城朱子庙，并以朱熹的别称“紫阳”为校名。
1937年下半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一批知识分子陆续回乡避难，他们相聚时提议在县城办的高中，校址选在先贤祠。
解放后，在县城创办或新建校园的中、小学校，除二中命名天佑中学外，其余的全部都以朱熹的字、号、别称命名，或紫阳、或朱子、或文公。这其中还不包括以朱子命名的婺源县朱子第三幼儿园。
朱熹的书法被称“朱体”，与陆游并列为南宋的两大书法家，观婺源县博物馆朱熹的书法拓片，字字超凡脱俗，运笔如神。历史上，婺源曾出现了朱熹弟子滕栗，大明大字第一人詹希元，王羲之书体绝品俞可进，清乾隆年间的狂士查汝，儒生詹奎等等顶级书法家。婺源书法后继有人，今天，生活在婺源的本土国家书协会员就有5名。而县城的校外辅导班，书法培训也是最热门的。
对徽商的影响
散布于全国各地的徽商会馆中，几乎无一例外地都把朱熹供奉为神灵加以顶礼膜拜。婺源的徽商更不例外。徽商对朱熹的信仰，是徽州信仰中人被神化的典型例子。这是“贾而好儒”的一个侧面反映。
作为南宋大儒朱熹的故里，婺源有其他地方不可比的儒学传统。婺源徽商广建书院，崇儒重道，形成了“儒风独茂”的地方风气。在这种文化氛围中，他们或“先贾后儒”，或“先儒后贾”，或亦贾亦儒，在贾与儒之间“迭相为用”，因此以儒道经商就成为徽商精神的精髓。婺源徽商把朱子作为行商的神灵，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朱熹的外祖父祝确是徽州府治歙县有名的富商。他经营的商店、客栈占徽州府治歙县的一半，祝确有“祝半州”之誉，他的生意大，产值高，利润厚。一方面大家想成为祝确式大富豪；另一方面祝确的成功，必然有其行商做人上的一套，何况祝确还出了个被大家认同圣人的外孙朱熹。这些都是从庙堂到民间都想效仿，并梦想实现的人生终极目标。
清乾隆至民国时期，由婺源木商江扬言创建于杭州候潮门外的徽商木业公所等场所、会馆，都设朱熹神像，并定期举行祭祀。他们在《徽商公所征信录》中还明确规定：“每年九月十五日乃先贤朱子生辰，公所当办香烛贡献，虔诚礼拜。每年十月朔日，公所内举行盂兰会，以赈孤魂。每年六月朔日为算账之期，众商咸集，各宜于朱子神前焚香礼拜，然后查核众账，评论是非，公所备席款待。”
徽商会馆有春秋两祭，即每年3月15日朱熹忌日为春祭，9月15日朱子生日为秋祭，此外还有魁星之祭等祭祀。每年春秋二祭，会馆要邀请极具权威的仕宦和官员来主祭。尽管这样耗费大量钱财，但是他们乐此不疲。因为一方面通过对朱子地位的宣扬能够提升他们的社会地位，另一方面能加强他们与官府的亲密程度，期盼商贸活动能长期得到关照和便利。
把经商当作一门学问来做的婺源商人，在经商前都接受过良好的教育，这使得他们大多具有明智的头脑和开阔的眼界。他们把儒学文化中一些明理、修身的理念带进经营活动中，追求以诚待人，以信接物，以义取利，这种君子之风在当时商界得到普遍的认可，从而使他们的经营获得极大的成功。
婺源商人由于受儒家朱熹学派的影响，形成了地缘和血缘关系。婺源人外出经商，时常是同族或同地人，三五成群结伴而行，彼此有个照应。因而，徽商有一句俗语：“无徽不成镇”，其实这句俗语还有下半句：“无婺不成帮”。因为婺源商人更是一个以血缘、地缘、人缘为纽带，进而建立起广泛而有效经商网络的商帮。比如民国时期，秋口郑鉴源在上海做茶叶生意时，他用人从CEO、CFO到CTO，再到蓝领，除了翻译外，都尽量用婺源老乡。因为血缘关系，他们具有较强的凝聚力、向心力，易于结成牢固的团体。随着商业规模的扩大，又不断吸收同族同地的人参股，逐渐形成了行业宗族化和地缘化的特点。如此，郑鉴源将茶叶生意做到了全国老大，被公认为茶叶大王。婺源徽商就是这样依靠会馆、商会、老乡，以众帮众，相互扶植，很少内耗，从而减少了经商困难、增加了成功的把握。这就是常说的天时、地利、人和中的“人和”因素
对建筑的影响
婺源是丘陵山区,峰回水转，层峦叠嶂，交通险阻，河谷地带枕山面水，日照充足，方便开垦耕种。这种地理形态，既是古代躲避战乱的首选之区，又为古人提供了优良的生产条件和人居环境。
走进婺源一个个古村落，只见青石板道曲折蜿蜒，整齐有致，高墙古巷有序而列。这显然是有组织地作过村落的规划，并由宗族组织监督实施，才形成了今天古村的风貌。 朱子对建筑的影响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对祠堂规制的影响
朱熹在《家礼》中规定：“君子将营宫室，先立祠堂于正寝之东，为四龛以奉先世神主”。“祠堂”之名开始出现。但是，此时“祠堂”与住宅还未分开。元末休宁人赵汸在婺源浯村《知本堂记》中，第一次记载了朱熹《家礼》中规制比较完备的祠堂。
二是对书院形制的影响
元代婺源知县汪元圭，以自己对朱子的膜拜，凭自己及身边人的想象力，在文庙边上设计创建了以“文公”命名的书院，此书院又先后易名“晦庵”“紫阳”。因为书院这3个名称都与朱熹有关，所以，此后600多年间，婺源的诸多书院，都以文公书院为蓝本进行修建或完善。
三是对相邻建筑的影响
婺源乡村的相邻建筑，都留有滴水巷、许多十字巷口墙角都做成圆形等等，使朱子的谦让之心凝固在了建筑文化中。
四是对公共建筑的影响
当代婺源人出于对朱子的崇拜，将两座桥梁分别命名为朱子大桥、文公大桥，将一条街道命名为朱子步行街。地因人重，就连“紫阳先生”的别名“紫阳”，也被用作婺源县治之名。
古代婺源，这种对先贤崇拜的例子也不在少数。如文公山、文公岭等。明末，明末篁岭藉进士曹鸣远在村里挖建水井时，效仿朱熹将出城路边的水井题字“廉泉”，他亦将一口出村路边的水井命名为“廉井”。
此外，朱子十分推崇风水的作用（风水实则是环境科学），他认为：风水的灵魂是地气，地气充实，则风水佳的理论，被婺源人奉为圭臬。在村落、家宅、书院、祠堂建筑，及街巷营造中起着关键的指导作用。
对家教礼仪的影响
弘治《徽州府志》卷一《地理一·风俗》中曰：“婺源乃文公桑梓之乡，素习诗礼，不尚浮华。”作为权威的“府志”说这话是有充分依据的。
一是关于家庭
在十余个世纪的历史长河中，婺源积淀了太多的传统文化，特别是南宋以来700多年受朱熹理学思想的影响，有着强烈的家庭秩序观念。并形成了相应的俗语，如“家有千口，主事一人”“长兄为父，长嫂为母”；如“儿要亲生，田要深耕”“前夫一点子，心头念到死”。
二是关于邻里
在宗族邻里之间，婺源人也以“礼”相处，在日常的礼仪中融着“理”与“和”。大家都信奉“几百年人家无非积善”，讲究“世事让三分天宽地阔”，“便宜多自吃亏来”，“和善人家子必贤”的古训。
婺源人对田、地、老婆看得最重。若乡人争吵打架，劝架的长辈都要责问：是争田争地还是争老婆？如果都不是，就消消气嘛……村人在处理日常事务时，总是“礼为先”、“法为度”，大行辑让之风，因此，矛盾很少激化。比如分家、买卖、典当、租赁、转让等等，均由当事人及中（证）人立协议契约为据以便遵守。当发生民事纠纷时，即使在宗族村落之间的民事纠纷，婺源人往往是由双方德高望重的族长、乡约、文会谈判协商，而很少采取械斗等暴力方式，或到官府上访来解决。因为一旦“上访”，宗族的人设就会坍塌，所以宗族会尽量遏制族人“上访”。因而，古代婺源“上访”的人很少。
清末民初婺源才子江峰青，为回头岭亭写了两副很有名的对联：“莫打官司，三个旁人当知县/各勤稼穑，百般生意不如田”。“因甚的急忙忙，这等步乱心慌；毕竟负屈含冤，要往邑中伸曲直/倒不如且坐坐，自然神收怒息，宁可情容理让，请回宅上讲调和”。这些无声的教化，对社会的稳定是很有作用的。
对于多数婺源普通百姓来说，虽然无暇去读朱子理学的高章大典，但他们能提炼出实用性的内容，作为“人生指南”融入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其影响相当深远，从而构建了婺源稳定和谐的社会生态。
朱子思想对婺源的影响，又何止上所述五个方面。本文只不过是挂一漏万、支离破碎的提示而已。
作者：毕新丁
图片：作者提供
来源： 婺里徽音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