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求催生产品,古村古建也不例外。

为了满足人们遮风避雨,安居度日的需要,产生了住宅。

为了满足人们开垦田地、发展生产的需要,产生了水利设施、各类作坊和商铺。

为了满足人们广泛的对外交流和提升生活质量的需要,产生了道路、桥梁、水井、消防设施等多种建筑。

为了满足人们的精神追求和文化需求,产生了书院、寺观、牌坊、祠堂等等。

建筑的发展,始于人们对实用功能的满足,终于人们对心灵境界的升华。这就决定了婺源古村古建的发达是由多种因素综合作用而促成的。这些因素包括:自然环境、经济条件、社会制度、思想文化。这四方面的合力,成就了婺源古村古建的辉煌。

一、自然环境的影响

一部古村落与古建筑发展史就是人类不断地适应自然、利用自然、超越自然的历史。婺源地处北纬29°01′—29°34′,东经117°22′—118°12′之间,属于丘陵地区,影响村落与建筑的自然环境主要有气候水文、地形地貌、建材生产三个方面。

1、气候水文的影响

婺源地处中亚热带,属东亚季风区,气候温和,雨量充沛,四季分明。年平均气温17.9℃,夏季酷热,可达38—40℃,极端高温可达42℃。冬季寒冷,可达-1— -8℃,极端低温可达-11℃。昼夜温差大,雨、雾、霜、雪气候俱全。全年日照时数4425.9小时(闰年4437小时)。常年主导风向是东北风,历年平均风速1.5米/秒,极端最大瞬时风速为40米/秒。全年降水量平均在1797.3毫米—1908.3毫米之间。梅雨季节最大月降水量939.3毫米。日晒雨淋、风吹霜冻是对建筑的最大考验。婺源古村落与古建筑在与这些不利的自然条件的抗衡中发展出极高的规划建设和营建工艺技术。

婺源古民居的一项称得上伟大的发明是内天井。它集采光、通风、排水等诸多功能为一身,是婺源古民居历经三、四百年风雨不毁的最关键技术。天井让阳光一年四季都能照进屋内,而垂直阳光形成的折射光又可减少有害射线。天井让一些无法朝南而坐的民居也能享受到充分的日照,因为太阳从天上来,不为四墙所挡。为了防盗防火的需要,婺源古民居一层均不设窗,二层的窗子,外小内大如斗状,空气无法对流,不利于木质构件散发湿气,也影响人的呼吸。有了天井,这个问题便解决了。而且天井的垂直气流与门形成的风流是曲折和缓的,不形成对健康不利的“穿堂风”。冬季关上屋门,又可形成有日照而无风吹的温暖小气候。有了天井,使屋顶的雨水通过排水管集中后流入地下,减轻了檐水对屋椽和墙体的侵蚀。

斜坡屋顶有利于快速排水,增高了空间,形成了隔热层。民居多为二层,在二进后半方有的建有三层楼阁。清代民居一层空间在4米以上,二层稍矮,有利于通风散热。全堂木构架均不油漆,有利于木头散发潮气。木柱下加石础,防止地底潮气侵入柱体。

砖砌墙体和粉刷,具有一定厚度,是隔热挡寒的极好屏障。石灰粉墙可吸收空气中的湿气,也易于挥发,保护了砖墙。

飞檐可以减少斜风斜雨对屋檐和墙体的破坏;戗角则利于马头墙转角快速流水,避免墙体受雨水浸泡。室内一层地面青石板下架空设有排水道,有利于保持地面干爽。

以上这些技艺的采用,是人们在长期建筑实践中探索总结出来的。这些工艺,保证了婺源古村落中古民居冬暖夏凉,成为最宜人的居所。

2、地形地貌的影响

婺源地处万山丛中,群山环绕,河流纵横,林深树高,动物繁多。交通不便有利于避乱,却不利于经济发展和生活质量的提高。因此,承平日久之后,为了生产、生活的需要,人们便筑起了一条条青石铺砌的大路小道,建起了一座座通津桥梁,修起了一个个路亭。为了灌溉和生活用水之便,在河上修筑了一座座堰坝和一条条引水圳,开凿了一口口水井和塘陂。为了防范虎、豹、熊等猛兽毒蛇的侵害,民居高墙围护,具有极好的防护性。

3、建材生产的影响

婺源多山,林木幽深,木材资源十分丰富。松、柏、樟、枫、栗、楮、栎、楠、栲、银杏、香椿、楝、榧、梓等树木在婺源山间多有生长。有的宜作柱,有的宜作梁,有的可作板壁,有的可作椽桁,有的可作门扇。取材的便利,使婺源古村落中木构架建筑日趋精美成熟。

婺源土壤由变质岩、花岗岩、碳酸盐岩类及红色质粉沙岩风化发育而成,主要有红壤、水稻土、黄壤等土类,红壤、黄壤特别适宜烧制砖瓦。唐代以前,婺源房屋多以竹木为架,茅草为顶,“民不知为瓦屋”。唐初,婺源区域尚属江南西道,时任观察使的韦丹“召工教为陶,聚材于场,度其贵为居,不取赢利。人能为屋者受材瓦于官,免半赋,徐取其偿。逃未复者,官为为之。贫不能者,畀以财,身往劝督”(《新唐书·韦丹传》)。自此,砖木结构的瓦屋才在婺源得到推广。 

婺源西南乡多石灰岩,最迟在明代初年就开始了石灰烧制,为灰浆砌墙粉刷提供了材料。婺源还盛产糯米(江米),从明代开始,人们就已懂得以糯米桐油灰浆砌砖砌石,坚固耐损。

二、经济条件的促成

一座座精美的古建筑,无不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婺源的古村落建设得如此气派,古建筑如此丰富珍贵,人们不禁要问,建设资金从何而来?古代婺源,地狭人稠,力耕所出,不足以供。光靠种田养殖,是无论如何聚集不起巨资来建豪宅、修宏祠、铺路桥的。而古代行政管理体制“政令不下县”,封建政府不会出资修建各类公益设施,连县衙、孔庙、城墙、试院等公共建筑,都是靠募捐建造。如县衙,就在光绪二年,“合邑捐资新造”(民国《县志》),更遑论建筑民宅了。散布在乡里的祠堂、路桥、水圳等公共建筑,也是民间集资募捐建成的。这些募集、捐助和自造房舍的资金,主要来自商人和官宦两条渠道。可以说,没有商人和仕宦,就没有婺源的古村落与古建筑。

据民国《县志·食货志》记载,明洪武十五年(1382年),全县有田地51.92万亩,而洪武十年,人口已达13.0683万,人均田地只有3.97亩,而在山涧更多的东北乡,人均田地只有一亩多一点。在当时的生产力条件下,婺源山区已无法养活日益繁殖增多的人口。清代许承尧在《歙事闲谭》中说:“余郡处万山中,所出粮不足一月,十九需外给。”“盖新安居万山,土少人稠,非经营四方,绝无治生之策。”赵吉士《寄园寄所寄》也说:“郡处万山中,百货皆邸于外”。于是产生了一首民谣:“前世不修,身在徽州,十三四岁,往外一丢”。男子在很幼小时,便外出学做生意谋生。一江姓读书人叮咛出门经商的晚辈说:“本富为上,末富次之,谓贾不若耕。吾郡在山中,即富者无可耕之田,不贾何待?”(汪道昆《太函集》卷45)。更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徽州这个高移民社区,人们在乱世迁进深山,承平日久,渴望和追求走出大山创业的愿望始终萦绕心头,“树挪死、人挪活”的观念如基因一般遗传给一代代移民,远走他乡去创业致富,改变命运,实现人生价值。“天下之民寄命于农,徽民寄命于商”(康熙《徽州府志》卷8)。“九章大学终言利,一部周官半理财”,这副对联道出了以商业为第一等生业的徽州移民的心声。经过多少代人的拼搏,徽商终于成为明代中叶至清末400多年间称雄天下的商帮,经营的行业遍及盐、木、茶、典、粮、棉、布等等。“业贾者十家而七,赢者什家而三”(万历《歙志·货殖》),大多数外出经商者都是落魄的失败者,只有少数成为富豪。“新安大贾,鱼盐为业,藏镪有至百万者,其他二三十万,则中贾身”(《五杂俎》卷4)。徽商以徽螺陀精神经营全国,形成了“无徽不成镇”、“钻天洞庭遍地徽”“两淮八总商,乡人恒占其四”的局面。据不完全统计,徽州自宋至清有名商人千余名,其中被称作“巨富”的有230多人。而封建社会里,土农工商四民中,商人居于末位,没有社会地位,更不允许私人资本扩张危害到皇权统治,因此,婺源商人的财富便流向家乡,建豪宅,修宗祠,筑道路,造桥梁。豸峰村富商所建“七星屋”,有七个天井,占地800多平方米,规模宏大。康熙《徽州府志》有曰:“吾乡之人,俭而好礼,吝啬而负气。其丰厚之夫,家资累万,尝垂老不御绢帛,敞衣结鹑。出门千里,履草屐,褛被自携焉。然急公趋义,或输边储,或建官庙,或筑城隍,或赈饥恤难,或学田、道路、山桥、水堰之属,且输金千万而不惜”。茶商潘开祥,为“振兴合族文社,首捐租六百秤,……课文资给”(《婺源县志》卷40《人物·义行六》)。商人赵之俊“输千金筑书斋,置学田,以培人才”(《婺源县志》卷42《人物·义行八》)。商人捐资公益建筑的事例不胜枚举。

婺源古人脱离贫苦生活,改变人生命运的另一条道路是读书应试。“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是无数青年学子孜孜以求的梦想。自宋至清,婺源出了500多名进士,七品及以上仁宦2665人。桃溪潘氏有“一门九进士,六部四尚书”的美誉,村规约定,凡有科名者可以在村中桃溪上建一座石桥,因村里考中举人和进士的多达36人,因此,便建有三十六座半桥,另半座是村中富商乐于捐输行善,村人特准所建。詹同、詹徽是父子尚书,余懋衡、余懋学是兄弟尚书,还有汪钅宏、江一麟、齐彦槐等名臣仕宦。这一大批官员在家乡都建有自己的豪宅,使婺源古村落里出现了许许多多的“尚书第”、“进士第”、“大夫第”、“司马第”、“天官上卿府”、“太宰读书处”。清代两淮盐运使江人镜不但建了自己的“荣禄第”,还为其父亲江之纪建了“进士第”。这些官僚不管在任或致仕成为乡绅后,都十分关心乡村公益事业的发展。都御史兼户部侍郎江一麟捐资首创建设了萧江宗祠永思堂。江西省审判厅丞江峰青捐建了东山学社,并输田二百亩资塾师薪膳。宋代中书舍人李侃在李坑建有中书桥。宋御史查元在凤山建有报德桥。江湾荷田前山堂大堨由职贡方土焕、同知衔方一仆等三次重造,费千余金。宋熙宁间进士李曦重建了黄莲寺。还有在婺源为官者捐资兴建公益建筑的许多动人事例。古时婺东通徽州府的古驿道有五岭之险阻,其中的金竹岭更是在千仞悬崖之上,鸟道迂迥。行人肩负重担,手攀藤萝,蹒跚而上,汗水淋漓。明万历间(1573—1619年)婺源知县谭昌言出巡路过此地,见此情景不禁吁嘘嗟叹,带头捐款集资,征调民工凿山伐石,筑成了一条5尺来宽,30多里长的青石板大道。

婺源古代有先贾后儒,亦儒亦贾之风,往往商人致富后不忘儿孙求取功名,贾而好儒,送其走上举业之路,登科为官,加深了官、商一体的程度。这样,就为婺源古村落与古建筑的兴盛发达,奠定了丰厚的物质基础。

三、社会制度的作用

走进婺源一个个古村落,只见青石板道路整齐有致,曲折蜿蜒,高墙古巷有序而列,排水沟渠或明或暗,随路而铺。全村的整体格局布置得当,路网系统科学有序,房屋建筑风格协调,丝毫没有错乱无章的感觉,这显然是有组织地作了村落的规划,并有一个机构监督实施这个规划才形成的局面。这个机构不是别的,就是各个村落的宗族组织。

宗族制度源于夏商周三代时期的宗法,是以家族为中心,根据血统远近区分嫡庶亲疏的一种等级制度。宗表示直系血缘关系,族表示横向亲属关系。三代时期的宗法领袖也就是国家的行政长官、军事首领、经济管理者。秦以后的宗族制度则仅指某一氏族在某一地域内的等级组织。在一个同姓聚居的村落里,嫡长子孙这一系是大宗,其余的子孙是小宗。嫡长子被认为是继承始祖的,称为宗子,只有宗子才有主祭始祖的特权,继承特别多的财产,受到小宗的尊敬,并掌握着管理全族事务的权力,故又被称作族长。这种以血缘关系确立的治理权,拥有世代相传的稳固地位,对同一族人具有不可争辩的权威,赋予族长稳固的权力法理地位。敬宗睦族,服从族长的管理,成为村民自觉的行动。婺源山区的古村落,多由北方士族举族迁来而建,又处在自然地理环境十分封闭的万山丛中,其宗族管理制度源远流长,施行十分有效。宗族制度一方面通过建祠堂、祭祖宗、修族谱等方式敦宗睦族,从精神上凝聚人心,维系长幼亲疏的血缘关系和尊卑贵贱的社会关系;另一方面,通过掌握族产(祠堂、祭田、义田、学田等)、制订乡约、执行奖惩、推行教化,实施对全村民众和村落公益事业的管理,成为封建国家最基层的社会自治组织,使“政令不下县”成为可能,节约了封建行政的成本,因而也得到了国家政权的大力倡导和支持。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村落的族长换了一代又一代,他及其宗族管理的班子,规划全村建设的大局,何处修路,何处建房,何处筑土曷      ,何处开渠,何处建水碓,何处设桥梁,一个个项目逐步得以实现,使一个个古村落成为生活、生产设施建筑齐全的最佳人居空间。这些规划设计,得到了大多数村民的自觉拥护和执行,有些还自觉地投工投劳,捐资以助。

推行宗族制度的首要举措便是祭祀祖先。不祭祖,无以敬宗,宗子族长的权威就无法世代巩固。明朝初年,政府开始允许庶民祭祀高、曾、祖、考,婺源建祠活动开始兴盛。明嘉靖时,大学士、礼部尚书夏言向皇帝上疏建议“诏天下臣工建立宗庙”,由此掀起了全国性的建祠高潮。由于此时徽商已经崛起,徽州的大村望族已具备一定的资金大兴土木,因而修祠风气特别浓厚。“村落家构祠宇,岁时俎豆其间”(明嘉靖《徽州府志》)。各村各族除了宗祠外,还按房派分别建有支祠。家庭中出了地位显赫之人,其子孙还可建家祠以显其荣。婺源大地上由此盛开出一朵朵夺目的祠堂建筑之花,光收录在民国《县志》里的就有618座,实际远不止此数。除祠堂外,配合宗族教化管理的需要,许多村庄还建有申明亭和旌善亭。前者用于公布宣示族人在一月中违反村规民约的坏人坏事,以儆效优;后者用于公布宣示一月里族人所行的善事义举,以彰倡行。

婺源古村落与古建筑之发达,既是经济实力所决定的,也是宗族管理综合能力的体现。

四、思想文化的催生

村落与建筑,不但是自然风土的反映、社会人文的体现、物质条件的展示,还是特定时代精神的物化彰显。婺源古村落与古建筑的形成与发展,深受以下三方面社会思潮的影响:一是崇文重教的观念;二是崇善重礼的观念;三是崇天敬神的观念。这些深入人心的精神具有很强大的外化和物化驱动力,催生了婺源一大批古村落与古建筑。

1、崇文重教观念的催生

秦汉时期,婺源周边外族来到定居,带来了较山越土著居民先进的文化,婺源文风渐开。两晋六朝,中原地区战乱板荡,北方士族纷纷南下避难,有些就迁入了婺源,带来了先进的农业技术和儒家文化。唐末黄巢起义,中原争战不休,又一次使得北方士族大规模地迁入婺源。尤其是来婺源任职的中原官僚,简政惠民,奖励耕作,倡导文风,崇尚儒学,使婺源民俗风情产生巨变,经济文化获得极大发展。徽墨、歙砚及纸业、笔业生产的出现,促进了婺源文化教育事业的兴盛。北宋庆历五年(1044年),婺源县学成立。南宋初期是中原人士第三次大规模迁居徽州、婺源的时期,当时,为应科举及传播朱子理学之需求,教育发展迅速,主要办学形式有县学和书院二种,众多书院于此时兴建起来。元代,徽州各县除设县学、书院之外,县以下所属村庄50户为一社,设社学一所,婺源全县建有140所。同时民间私学也很兴盛,各宗族房派乃至一家,都建有私塾、书屋等等。明清时期,徽商称雄,同时贾而好儒,以其雄厚资财,振兴家乡教育,形成了“十户之村,不废诵读”的兴学风气,朱子故里的崇文重教之风达至鼎盛。风气所被,建筑兴焉。全县古村落中建有300多座书院和难以计数的社学私塾。除此之外,为祈求文运昌盛,作育村人登科,许多村落还建有文昌阁、文笔塔和“文房四宝”(笔、墨、纸、砚)建筑。

2、崇善重礼观念的催生

山越土著的淳朴民风,北方士族的儒雅士风在婺源大地上融合发展,形成了知书达理,求善守礼的“书乡”社会风气。为弘扬忠孝礼义廉耻的传统伦理道德,婺源乡村人家和宗族,兴建一座座高高耸立的石牌坊。有功名坊,为族人子弟树立仕途上进的学习楷模;有节义坊,无声地教导人们行善节欲。另外,还兴建有祭祀先贤的庙祠,汪帝庙遍及乡里。张巡、许远庙、军服庙、刘果敏公祠、三贤祠、乡贤祠、关帝庙、岳王庙、刘猛将军庙、胡老爹庙、齐总管庙等等都是乡人塑造文明乡风的物化象征。

3、崇天敬神观念的催生

在科学尚不发达的时代,人们对大自然充满了敬畏之情,一方面说明了当时人们认知水平的低下,另一方面也说明了古人追求天人合一境界的可贵。在这一观念驱动下,婺源境内古村落中兴建了宗教寺观大小近300座;兴建有祭祀天地的建筑,如社稷坛、先农坛、仰天坛、土地庙、城隍庙等等;还建有祭祀各类神灵的建筑,如三官(天、地、水)庙、水府庙、火神庙、龙神祠、灵顺庙、五猖庙、五显祠、狮傩庙等等。

本文来源:“霞客云”公众号

作者 王若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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